bsp; 但事实上，成立三年来，国资委最大的业绩是国有资产总值从2003年的 增加到了2005年的 。而如果仔细分析，还会发现，这些资产增加值80%来自基础垄断行业。所带来的问题是：一，垄断利润的获得是全民消耗了成本，国有企业的竞争力并没有真正增强；二，国企利用垄断资源与民企竞争，不但有“与民争利”之嫌，还间接的对民企形成了一种打压和制约。

    且不说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数量的大小和有效性问题，如果国资委以此作为职能的全部，显然无力也无心再去重点思考推进国资改革的大问题。那么，国资委为什么要这么做？恐怕与其对自身定位的理解有关。

    长期以来，国资委是“老板”（出资人），还是“婆婆”（政府监管机构），或者“婆婆+老板”，众说不一。国资委一直在老板与婆婆之间摇摆，在代表国有资产出资人利益时，更像老板，更关注企业的经营运做和资产的保值增值；但在个人待遇和职务安排方面，或者管理央企方面，更像一个婆婆，有时带有政府行政化色彩。国资委本身定位的双重性加剧了工作的难度和复杂性，常会在两种角色转换时出现偏差——该做婆婆时做了老板，该做老板时做了婆婆。

    换言之，国资委的定位既是政府机构，又代表国有资产出资人利益。另一方面，既不是真正的老板，也不是真正的婆婆。把握了这二者之间的辨证关系，就不难理解国资委的真正功能和职责。

    因为是代表国家和政府的出资人，因此，国资委最重要的目标不是像一般的出资人一样逐利，实现利益最大化，实现企业的保值增值（这点是国资委目前的工作重心），而应站在国家角度，考虑整个国民经济长远的战略性发展，思考并加快推进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战略性调整，完善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的机制。前者是微观的、局部的、战术性目标，后者才是宏观的、全局性的、战略性目标，二者孰轻孰重，国资委还需细掂量。

    国资委真的不是出资人，如果因忙于央企董事会试点，延误了整个国有经济改革进程，给国家及央企发展带来巨大损失和风险，国资委又能承担多大的责任呢？

国资改革：没有目标的航线

    国资委战略定位的迷失，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国资改革的踯躅不前，成了没有目标的航线。

    出台管理层持股暂行办法，海内外公开招聘央企高管、央企董事试点，国资改革一路走来，成了新名词总汇的大跃进运动，最后都不了了之。我们并不怀疑学习新加坡淡马锡模式能找到解决国资管理问题的工具，但令人忧虑的是，整个国资改革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和计划表，虽然中央已经明确了国有企业的战略性和股份多元化改革的大方向，但在哪些国企要退出、怎么退、退到什么程度等这些问题上，国资委一直没明确。

    我们过去有不少人批评过俄罗斯的激进式改革，并以对方改革的失误或失败来证明我们渐进式改革的正确。但事实上，俄罗斯的国资改革比我们想象的要成功得多，至少它是有长远目标和规划的。俄罗斯把所有国有企业划分成三个部分，可以用三个圆环表示，在最里面的圆里，是划定必须民营化的国企；最外层的是暂不涉及民营化的国企，中间层则是处于国有向民营过渡期的企业。哪些企业将来朝哪个方向改革发展，一目了然。

    反观我们的国资改革，却成了没有目标的航线图。

    管理学大师亨利明茨伯格说，“中国可以学习西方最好的东西，但不要一味模仿别人的发展模式，可以通过自己的经验开辟一条自主创新之路”。国资改革急需突破创新。

    根据中央十六大提出的国资改革精神，完全可以探索对央企的分类改革和管理。可以把央企分为三类：一类是垄断行业的央企，包括交通运输、基础能源等行业，这些行业与国民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不能简单用市场化的标准衡量，要求它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而要考虑到社会综合成本，对这类企业的管理政府可以考虑行政控制；另一类是市场化程度高的，如房地产企业等，这类国有企业可以完全放开，适当股权多元化，采取市场化、社会化的方式管理；还有一类是过渡类型的企业，介于上述两者之间，将来要走向市场，目前还在转轨时期，暂时不能放开，如铁路建设企业等，这类企业可以采取措施，逐步放开。事实上，在明确坚定国资改革的大方向、大目标后，我们并不缺少相应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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